行政复议不是走过场：从一场模拟法庭预演看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

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逐年上升，但“出庭不出声、出声不出解”的现象仍未根除呢。行政诉讼模拟法庭预演，正在成为律所帮助客户重塑应诉能力、推动争议实质化解的关键抓手。其价值不在于演练本身，而在于让行政机关真正理解：法庭不是敌我战场，而是检验执法质量的最后一道标尺。

某省会城市曾发生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行政处罚诉讼。当地区市场监管局以某连锁餐饮企业“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”为由，依据食品安全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186万元的顶格处罚。企业委托律师提起行政诉讼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。二审期间，代理律师没有纠缠于“是否超过保质期”的事实细节，而是将争议焦点锁定在处罚裁量的合法性上：行政机关是否考虑了当事人及时下架、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、首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。庭审中，代理律师通过模拟法庭预演反复打磨的三个问题层层递进——执法卷宗中为何缺少对从轻情节的调查记录？顶格处罚的裁量基准是否经过集体讨论？同类案件在本区域的处罚幅度是否存在明显差异？最终，二审法院认定被诉处罚决定“明显不当”，判决变更罚款数额为56万元。

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在于，它揭示了当前行政诉讼的核心痛点：大量行政争议并非事实认定错误，而是裁量权行使失范。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“首违不罚”“无主观过错不罚”等制度，但基层执法实践中，“重处罚轻教育”“重形式轻实质”的惯性依然强大。模拟法庭预演的价值由此凸显——它让行政机关在真实庭审前，以“对手视角”审视自身执法行为，将可能被法院否定的裁量瑕疵提前暴露、主动纠正。

从实务操作层面看，一场高质量的模拟法庭预演需要完成三重转化。第一重是角色转化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和执法人员从“执法者”变为“被告”，代理律师从“法律顾问”变为“诉讼对手”，这种身份置换能有效打破思维定势。第二重是焦点转化，将执法文书中的“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”转化为法庭上的“证据三性是否经得起质证”“法律适用是否存在竞合”“裁量基准是否公开且被遵守”。第三重是目标转化，从“赢得官司”转向“解决问题”，通过预演识别争议根源，在庭前主动启动自我纠错或促成调解，避免程序空转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的意见》明确提出，要“促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”。模拟法庭预演恰恰是诉源治理的微观实践——它倒逼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就以“可被司法审查”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而非等到诉讼阶段再被动应对。某省级高院行政庭法官曾私下坦言：“如果每个被告行政机关都能在庭前做一次认真的模拟预演，我们庭审效率至少提升三成，协调化解率至少翻一番。”

当然，模拟法庭预演并非万能药。如果行政机关仅将其视为“表演式应诉”的彩排，满足于庭上念稿、庭后不改，则预演只会沦为形式主义的新变种。真正有效的预演，需要律所与客户之间建立坦诚的“压力测试”关系——律师敢于指出执法漏洞，行政机关愿意直面问题。这不仅是诉讼技巧的提升，更是法治思维的校准。

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，最终取决于行政机关能否在每一次执法中敬畏程序、尊重权利、合理裁量。模拟法庭预演，但是是将法庭的检验功能前移，让依法行政从纸面走进现实。当行政机关开始认真对待每一次预演中的“被诉”，行政诉讼的“胜诉率”自然会转化为人民群众对法治政府的“信任率”。